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父亲，尧舜是中华民族的叔叔，他们身上有点民主光芒；

大禹和启使中国有了制度，同时使中国人开始受苦，使中国有了家天下，有了专制；

汤和他的后代，创造了文字；

周文王和周武王使中国人非常重视亲族、亲情，他们打开了思想之门，同时他们是春秋战国百姓的刽子手；

孔子及其他同代思想家，是中国人的大脑，使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思想；

秦始皇成立中国，同时使国民很愚昧、更受苦，使专制和中国画上了等号；

汉武帝巩固了中国并且使之更强大，同时使国民更愚昧；

西晋、东晋、南北朝，一塌糊涂；

佛教的传入，使中国人变得善良，同时变得消极、懦弱；

鲜卑族给中国，第一次输入了纯净的鲜血；

隋文帝改善了制度；

隋炀帝把心给了下一个朝代，而给百姓的就一个字：苦；

唐太宗使中国繁荣昌盛，使中国人开明；

宋太祖曾经是个武将，但事实他是个秀才，他的后代是书呆子；

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砍掉了中国一只胳膊，但还了一条腿；

明成祖和郑和把世界之门打开了一半，就被他白痴、无赖的后代关上了200多年；

努尔哈赤和他的后代，让中国成为了瞎子和聋子，但给中国人饭吃；

孙中山是中国国父，民主启蒙者；

蒋介石一方面想重新统一中国，一方面想进行强制的专制统治；

毛泽东成功的统一了中国，也成功的进行了强制专制统治；

邓小平成功的进行了开明专制统治；

……

不管中国曾经经历怎么样，不管外国曾经经历怎么样，

世界最终会统一、会民主、会繁荣、会大同。

 

 

七十五年前，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写给北大毕业生《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中，给他的学生提出了几点希望，文中特别提到了一个人，“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琇在一个当铺里做了二十几年的伙计，‘昼劳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胡适希望大学生们向魏之琇学习，发展职业以外的兴趣，刻苦上进。胡适提到的这个魏之琇就是余杭人。魏之琇不仅仅是“有名的诗人与画家”，他更大的贡献是在医学上取得的成就，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刻苦自学取得的。

魏之琇(1722年～1772年），字玉璜，号柳洲，余杭瓶窑镇人，出身于世医之家。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家里没有钱请塾师，但他天资聪颖，酷爱书籍。平日里，他每日在街市上劳作，靠勤劳养家糊口。

后来，魏之琇在瓶窑一家当铺中做工达22年之久。白天打工虽然很累了，可他晚上还是点起油灯来读书。和他住在一起的伙计都对他有意见，说他的读书声吵扰了他们睡觉。魏之琇只好展开书本，默默诵读，这样一直到深夜。可是这样做以后，伙计们又有意见了，说是灯光太刺眼，影响睡觉。魏之琇想了个办法，他把油灯拿到蚊帐里面，坐在蚊帐里读书，好让厚厚的蚊帐把灯光遮住，一直读到油尽灯熄为止。到了夏天，蚊帐里面闷热难熬，可魏之琇照样坚持不懈。就这样，他在既没有老师教，又要辛勤劳作的情况下，全靠利用晚上的时间，在伙计们异样的眼光和不满声里，凭着自己坚韧的毅力潜心研读，几十年如一日。通过长期不断的学习积累，他终于豁然贯通，自成一家。

魏之琇工诗善画，他的诗集《岭云集》才气纵横，脍炙人口。当时的学者称他的诗“格律清健，饶有唐风”，而他的填词“词笔丰正，不失雅音”。他尤其喜欢医学，他的家庭本来就是世代行医，家里有许多医书，他通过自学，“精其奥巧”，终于医理贯通。于是他就悬壶行医，一时名满乡里。

魏之琇悉心研究前人医方，结合自己的临床心得，创制治肝疗法“一贯煎”，为肝病学说做出了贡献。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魏之琇初步编著成《续名医类案》六十卷，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的最大贡献。可惜尚未整理就绪，魏之琇因病突然去世。该书后经清代名医王士雄改编成三十六卷本，分三百四十五门，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病症兼备。各医案均列姓名、年龄、病症、开什么药方，用了多少量，非常详细，而且一病有数案，不同的诊治方法都历历在目。所录验案治法众多，不仅重视药物疗法，且对针灸、单方、外治、心理疗法等验案也予收录。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清光绪十一年的信述堂重藏版印影本重新影印出版。

 

1860年到1861年间，清军与太平军两次在杭州城鏖战激列，军民死伤惨重，一时瘟疫流行。胡雪岩过去有送药10余年的历史，已名声大噪，这次连曾国藩、左宗棠之军营也经常来求索，多年的施药需要，成为胡雪岩创办药店的动机之一。

其次，胡母金氏，笃信佛教，举善积德，欲开药店济众博施，这又是胡雪岩创办药店的另一个动机。

胡雪岩原是做蚕丝、茶叶、药材生意的，他把巨额资金投入金融流通事业。但由于金融业潜伏着巨大的风险，他觉得应给子孙后代留一点不败的基业，开药店是最稳妥的，既可行善扬名，又不易亏损倒闭。于是，他决定投资18万两白银，创办一家气势恢宏，独步江南的传统名药店。

当时，正值咸丰末年，杭州城内外，传染病导致死尸枕藉，胡雪岩顿生恻隐之心，决心以个人名义向灾区施舍药品，并邀请名医、药工研制大量胡氏秘制的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夺命丹等治疫中药。并在每味药品的仿单上印有功效、服法、何人、何地赠送等字样，以便日后人们再来索取。

在施药的仿单上印什么药店名字好呢？胡雪岩认为药店应当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便去征求老母亲的意见，胡母说：“祖上堂名为‘承庆堂’，可以更改一个新的堂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胡雪岩想自己幼时家贫，今天已有能力兼济天下，何不趁此赠送药品之际立一个新堂名来，正在沉思之时，抬头忽见佛堂上有楹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胡雪岩说：“有了，不妨取余庆堂吧。”胡母听后说：“万万不可，余庆堂是秦桧堂名，取用此名字，日后会被人唾骂。”胡雪岩听后觉得也有道理，便说：“那就叫庆余堂吧，既有积善余庆之意，也有衍续‘承庆堂’之含义”。胡母非常赞成，连连称好。从此，在施药的仿单上就有了“庆余堂雪记”的名字。不久，江南最大规模的药店创办成功，隆重开业，药店正式启用“庆余堂雪记”的店名。

胡雪岩在短短几年中把胡庆余堂办得兴旺发达，其中重要的是他用人有三招，即用人必信，有功必奖，恩威并用。

用人必信：药店开张不久，他聘选一个富有远见的中药行家当经理。有一次，这位经理采办虎骨，由于一时疏忽，被混进一些雪豹骨。被一名副经理知道后，见进阶机会到来，私下向胡雪岩汇报，被胡识破其意，胡雪岩要副经理把所有雪豹骨挑出来销毁，事后胡并未对经理有任何责难，反而把副经理辞退了。胡雪岩认为，工作失误难免，关键要不图私利，该副经理不帮助经理解决问题，直接向上汇报，这是他心地不善，是讨好上级，此人不可重用！后来，这位经理内心十分佩服胡雪岩的宽容，更加忠心为店效劳。

有功必奖：有一次，大井巷发生火灾，直逼胡庆余堂，有名员工叫孙永康，冒着生命危险把门口的两块金字招牌抢了进来。胡雪岩认为，金字招牌是药店的象征，孙与药店生死与共，此人应该重奖，当众宣布奖给孙永康一份功劳股，从企业红利中抽出来，此奖一般只有老板或经理才可获此殊荣，从未奖过职工。孙一直终身享受，直到去世为止。

恩威并用：胡雪岩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有功者必有奖励，但绝不许有偷盗行为。胡庆余堂店规指出：凡发觉有偷盗者一律解雇，这条规定，长期不变。

由于使用此治店三招，胡雪岩本人虽不过问店内经营业务，但职工都能忠心耿耿，尽职尽力，药店生意很红火，药店办得更加出色。

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药店传奇性史话，在海内外广为流传。胡雪岩戏剧性的命运和辉煌业绩已成历史，可他创办的胡庆余堂，百余年来，几经沧桑，历数代传人发展至今，经久不衰。人们不会忘记这位清代药界名人的丰功伟绩和乐施善德。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格瓦拉

有不少人说日本入侵（或西安事变）挽救了共产党（大陆台湾都有）。我认为站不住脚。不要道听途说，不要看表面。不能用假设来证明自己的论点。

请问共产党一开始有多少人？4.12之前发展到多少人？经过4.12蒋介石一杀，剩下多少人？日本前又发展到多少人？

共军在南昌起义时才两万多人，蒋介石屡次围剿，结果越剿越多，长征前发展到30万左右（全国），说没有日本入侵（或西安事变），蒋介石就会迅速消灭红军，理由呢？

最搞笑的是，蒋介石屡次剿共失败，全国红军大发展，正是在9.18事变蒋介石放弃抵抗，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之后。

红军长征是因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瞎指挥，排斥毛泽东的结果。毛泽东重新掌权后，红军逃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到达陕北，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歼灭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好几个团。

东北军和西北军是国军中战斗力比较强的，比红军在长征中遇到的川军、黔军强多了，又如何？即使蒋介石的中央军上，就一定迅速消灭红军吗？我看最大的可能还是僵持，就像当年在江西井冈山，两败俱伤（但僵持对于共产党就是胜利）。

那么获利的是谁呢？是日本人！！！

蒋介石为了剿共，出卖了东北、华北，如果再进一步出卖的话，最后连资本都没有了，日本还跟你谈判？直接拿下了。所以，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国，张学良、杨虎城是千古功臣（张学良是将功补过）。

如果有人非要说日本入侵（或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那我就会说：

正好相反，日本入侵（或西安事变）救了蒋介石（请注意我的前提，我同样是在假设，是学别人，不表明我本人认同假设）：

理由如下：

1、如上所述，总的历史趋势是：只要毛泽东领导中共,和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两个条件存在,蒋介石越围剿，共产党和红军就越壮大。

2、红军到达陕北后接连打胜仗，歼灭东北军和西北军好几个团，如果中央军上，同样下场。不仅东北军在陕西剿共战场上死伤惨重,陕北红军越剿越多,就在西安事变前不久的11月21日，红军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就歼灭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这样说：“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 40年代末的陕北之战，胡宗南有20万之众，彭德怀只有3万人(和西安事变前的红军人数大体相等)。胡部有汽车运输，有飞机侦察。彭部连自行车都没有。胡部却一败再败，最终被彭吃掉。这又是什么？

3、蒋介石在抗战中获得了大量的盟国援助，并没有给共产党，而共产党几乎没有外援。这些援助的一部分后来用于内战。如果没有抗战，蒋介石就不会得到这么多的外援。

4、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中，其活动区域受到限制。不但被国军包围，也被日军包围。日军比国军强大得多，如果日本不入侵，共军只面对国军，其发展的空间要大得多。不容置疑，共军打国军是打出了经验的。国民党军曾以个旅围攻日军一个500人的大队，打了两天竟不能全歼，自己反而损失惨重，而红军却能够整师整旅地歼灭国军。 　

5、蒋介石利用抗战，大大削弱了军阀割据，比如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抗战前中央军很难进入，甚至红军长征路过，地方军阀都不让中央军进入，怕蒋介石借口剿共占了自己的地盘。而抗战后，蒋介石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了，更加有利于他剿共。

所以如果日本不入侵，共产党将至少提前5年掌握国家政权。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以既成事实为基础，否则将造成很大的随意性。人们可以用假设来证明任何对自己有利的观点。比如，“日本救了共产党”和“日本救了国民党”，从逻辑上说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在假设。不过尽管后者也不符合研究历史的方法，但证据却比前者更合理一些。

不要跟我说毛泽东对日本人讲过“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那是断章取义，毛泽东其实是在借机跟日本人讲辩证法，逗日本人玩儿呢。可惜很多人都不熟悉毛泽东一贯的“坏事变好事”的思维模式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讲话风格，或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只从字面去理解他的话。

附:

毛泽东：过去一位日本日中贸易进出口协会的朋友（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译者注）曾对我说：“日本过去侵略了中国，这实在是太对不起了。我认为将来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就好了。”那时我说：“不能这么看嘛。”我这样回答了他：“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疾医：周代医官名，相当于后世的内科医生。

医师：首见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

太常：医官名，秦置奉常。公元前2世纪中期，汉景帝改称太常。西汉时设太常、少府官职，属于太常的为百官治病，属于少府的在宫廷里治病。

太医令：东汉曹魏时设置，隋唐改称太医署令。此系掌管医疗机构的职官。

太医博士：北魏置太医博士以教弟子。

药医师：唐代已设药医师（后称药师），负责采办诸药、调和制剂等。

医生：此称呼始于唐代。

医士：此名首见于北宋。

郎中：始于宋代，皆称医生为郎中。

大夫：始于宋代，今北方仍沿称医生为大夫。

院使：隋唐设有太医署，宋有医官院，置提点为长官。明清相沿，长官称为院使，下设御医、吏目、医士数十人，主要为宫廷服务。御医，即皇帝内廷的医生。（赵永春）

来自《中国中医药报》

 

 

张说

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采泽流润，善疗饥寒、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贫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此既流行，能召神灵、通鬼气。如积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饥寒困厄之患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予合宜谓之义，无求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妨己谓之智。以上七术精炼，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若服之非理，则弱志伤神，切须忌之。

扎坝依旧保留着东女国的古老习俗

根据任新建的考察，历史上的东女国就处在今天川、滇、藏交汇的雅砻江和大渡河的支流大、小金川一带，也是现在有名的女性文化带。“而扎坝极有可能是东女国残余部落之一，至今保留着很多东女国母系社会的特点。”任新建说。

扎坝过去是一个区，现在有7个乡，5个乡在道孚县境内，2个乡在雅江县境内，一共生活着将近一万人。任新建在扎坝调查时发现，女性是家庭的中心，掌管财产的分配和其他家庭事务，与东女国“以女为王”相似，有的家庭有30多个人，大家都不结婚，男性是家中的舅舅，女性是家中的母亲，最高的老母亲主宰家中的一切。“很明显是母系社会的残余，经过现代社会的冲击，已经和原始的母系社会不完全一样，只是保留了一些基本特点。”任新建说。

扎坝人依然实行走婚，通过男女的集会，男方如果看上了女方，就从女方身上抢来一样东西，比如手帕、坠子等，如果女方不要回信物，就表示同意了。到了晚上，女方会在窗户边点一盏灯，等待男方出现。扎坝人住的都是碉楼，大概有十多米高，小伙子必须用手指头插在石头缝中，一步一步爬上碉楼。此外，房间的窗户都非常小，中间还竖着一根横梁，小伙子就算爬上了碉楼也要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就好像表演杂技一样，这个过程要求体力好，身体灵活，这其实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选择。第二天鸡叫的时候，小伙子就会离开，从此两人互相没有任何关系。男方可以天天来，也可以几个月来一次，也可以从此就不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叫做“甲依”，就是伴侣的意思。女方可以同时有很多“甲依”，但也有极少数姑娘一辈子只有一个“甲依”，两个人走婚走到老。

女方生小孩后，“甲依”一般都不去认养，也不用负任何责任，小孩由女方的家庭抚养。但奇怪的是，当地的小孩一般都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刘慧）

历史上的东女国后来难道已经消失了？

《旧唐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是十分详细的，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史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几乎就中断了。难道东女国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吗？

任新建说，唐玄宗时期，唐朝和土藩关系较好，土藩从雅鲁藏布江东扩到大渡河一带。可是到了唐代中期的时候，唐朝和土藩关系变得紧张，打了一百多年仗，唐朝逐步招降一部分土藩统治区的少数民族到内地，当时唐朝把8个少数民族部落从岷山峡谷迁移到大渡河边定居，这8个部落里面就有东女国的女王所率领的部落。

当时东女国女王到朝廷朝见，被册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虽然是虚衔，但是品级很高，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官员。后来到了唐晚期，土藩势力逐渐强大，多次入侵到大渡河东边，唐朝组织兵力反击，在犬牙交错的战争中，东女国的这些遗留部落，为了自保就采取两面讨好的态度。

后来，唐逐渐衰落直至分裂，土藩也渐渐灭亡。土藩崩溃后，曾经被他们统治的青藏高原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部落时代，唐代分裂后，也没有力量统一管理，到了后来的宋元明三代，对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统治很薄弱，因此基本没有史料记载，一直到清代才把土司制度健全。而东女国的遗留部落有些由于靠近交通要枢，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女王死后没有保留传统习俗，逐渐演变成父系社会，而有一些部落依旧生活在深山峡谷，保留了母系社会的痕迹。

为什么东女国的习俗能够保留到今天呢？

任新建认为，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这个地区至今仍旧保留着母系社会的痕迹，是适应当地生产环境的需要，这个地区处于高山峡谷之中，生产条件差，土地、物产稀少，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制，儿子娶妻结婚后要分家，重新建立一个小家庭，以当地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承受，生产资料分配不过来。而且地处封闭的深山峡谷，和外界交流几乎隔绝，不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家万建忠教授也认为，一定的生产力，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配，在这种生产能力比较落后，相对封闭的地方，劳动强度不大，居民自给自足，男性的优势得不到充分的显示，女性掌握着经济大权和话语权。另外还有一种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保持母系氏族制度，表明了人们对过去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一种追念。

《西游记》中的描述并非完全虚构——

一位美丽痴情的女王、一条喝了其中的水就能生孩子的子母河，《西游记》中描写的“女儿国”曾经留给人无数的幻想。“女儿国”究竟是吴承恩全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理想乐园，还是历史上果真有过这样一个“女儿国”呢？

史书中记载的东女国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呢？

“‘女儿国’在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而且现在有一些村寨一直将‘女儿国’的古老习俗留存至今。”任新建说。任新建是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四川康藏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经过长期研究和实地考察发现，今天四川甘孜州的丹巴县至道孚县一带就是《旧唐书》中记载的东女国的中心。

东女国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呢？据《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七卷《南蛮西南蛮传》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百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22行。有大小八十余城。”

据任新建解释，按照《旧唐书》的记载，东女国南北长22天的行程，东西长9天的行程，如果按照过去一天骑马40公里或者步行20公里，那么东女国应该南北覆盖400公里到800公里，东西覆盖180公里到360公里。

据史书记载，东女国建筑都是碉楼，女王住在九层的碉楼上，一般老百姓住四五层的碉楼。女王穿的是青布毛领的绸缎长裙，裙摆拖地，贴上金花。东女国最大的特点是重妇女、轻男人，国王和官吏都是女人，男人不能在朝廷做官，只能在外面服兵役。宫中女王的旨意，通过女官传达到外面。东女国设有女王和副女王，在族群内部推举有才能的人担当，女王去世后，由副女王继位。一般家庭中也是以女性为主导，不存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以母亲为尊，掌管家庭财产的分配，主导一切家中事务。

 

 

历史上唯一向全世界宣战的是中国的慈禧太后；

中英鸦片战争中，清兵和英兵的伤亡比例是六百比一；

北京人吃过民族英雄袁崇焕的肉；   

明末张献忠屠杀四川人达千万，清朝不得不移湖南、湖北人填充四川；

明末代皇帝崇祯要皇室大臣捐一百万两银子打李自成，大家都哭穷，李自成进京后向他们追银子，严刑拷打后竟然捐出来七千万两；

和绅在位十多年，家产有两亿，相当于甲午战争后中国给日本的赔款；

三国后的南北朝时期有个皇帝的书童领八千兵，从现在的南京出发，一路打下长安、洛阳七十座城市，击败当时北魏的五十多万大军，他叫陈庆之；

秦始皇并没有真正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中山国；

李自成之所以反叛是因为政府让他失业（他原来是驿卒，类似邮递员）；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是隋末文佳皇帝陈硕贞而非武则天；

逼死楚霸王的韩信死时被关在笼子里，笼子外面蒙上布，然后一群女人用竹枪捅死了他；

秋瑾被处决前唯一的要求是不脱衣服；

安禄山在杨贵妃面前最常见的扮相就是襁褓里的婴儿；

秦灭亡后，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对峙于广武涧时，项羽用箭射刘邦，一箭正中胸口，刘忍痛拔箭，反而讥笑项羽只射中他脚后跟，结果项羽羞而退兵，继鸿门宴后再次错过除掉刘邦的难得时机；

金熙宗完颜亮曾引兵五十万攻打南宋，宋军望风而逃，然而金兵却在采石矶被一个书生虞允文打败，金国陷入内乱，完颜亮被杀，南宋至少多维系了一百年；

大风改变历史：元军十万在日本九州登陆后与日军激战于海滩，大风过后元海军覆灭；当吴三桂与李自成大战于山海关外时，大风过后清军突然出现在吴一方，李大败；

秦朝人口有两千万，西汉武帝时升到五千万，东汉末年，由于军阀混战和瘟疫流行，全国人口竟然减少了四分之三，中国大地只剩一千一百万人口；

北宋《清明上河图》有人物一千六百多人，比四大名著中任何一部出现的人物都多（《三国》也才一千二百人）；

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全国人口在十年内净增一倍，人口从康熙末年的七千万增加到乾隆初年的一亿五千万；

道光皇帝首创“四菜一汤”，他为人十分节俭，勤政爱民，但由于签了一份《中英南京条约》而被历史学家唾弃。

（摘自《华兴时报》）

 

 

 

 

 

 

 

不久前，美国人质被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砍头，接着韩国人质又被砍了头。沉痛者无数，惊骇者无数，称快者也无数。

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惨景，足以构成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课题——“砍头文化”。无论一个人对砍头持什么态度，几乎都会对砍头这件事本身充满强烈的好奇心。

鲁迅曾在《洋服的没落》中这样写道：“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

究竟是不是因为脖子最细才发明了砍头？这一点恐怕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鲁迅先生断言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的民族，却不尽然。因为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充分证明了，无论什么信仰，无论哪个种族、哪个国家，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曾有过对砍头歇斯底里式的嗜好与迷恋。马丁·莫内斯蒂埃在《人类死刑大观》中这样评论道：“纵观各种极刑的多样性和残酷性，斩首刑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死刑，它是随着人类使用冷兵器而产生的。”正因为简单明快，所以砍头不但易于推行，而且其所带来的视觉与心理冲击也能维持在适当的水准，在让人恶心反胃惊骇震动的同时却不至于使任何一个心脏还算结实、神经还算坚强的观众昏厥休克，或留下任何不良的后遗症。如此，作为无聊平淡生活中一点难得的有色佐料，砍头吸引着看客，而看客也为砍头助威壮色，砍头事业之如黄河长江，绵绵流传无复断绝，自然也不奇怪了。鲁迅笔下就有关于砍头时人们去看热闹的描写，外国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场景。

中国篇：从“人肉盛宴”到秋后处斩

传说远在夏朝建立之前的虞舜时代就已经有了刑法，《左传》中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不过中国古代始终沿用的所谓“五刑”，其发源则还要等到殷商时代。《尚书·吕刑》记载的五刑分别为“墨”（黥，刺字）、“劓”（割鼻子）、“荆”（刖，断足）、“宫”（阉割）、“大辟”（死刑）。殷墟甲骨文中的“伐”字，其形状即以戈砍人的样子。其中大辟只是死刑的总称，而执行的方式则多种多样，不知道是否与原始部落享受人肉大餐的习惯有关，因为不少方法均保留了烹饪烧煮的特色。如“醢”是把人剁成肉酱；“脯”是把人做成肉干——“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吕氏春秋·慎行论》）另外，相传纣还发明了炮烙（原作炮格）与虿盆，前者是把人像烤肉一样绑在烧红的铜柱上烫死，后者则把人丢到坑里喂毒蛇，也无不围着口腹之欲打转。至于“镬烹”之刑，则干脆就把人扔到吃饭的锅子里大煮特煮：项羽捉住了刘邦的老爸，以此为人质逼刘邦退兵，“今不急下，吾烹太公。”谁知刘邦却不以为然，反而说：我和你曾经相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非要把父亲煮了，那就分一点给我好了。这便是此类传统的生动写照。不过自秦汉之后，死刑的种类渐趋集中，“砍头传统”逐渐取代了“烹调传统”成为主流。秦代死刑有腰斩、车裂、凿颠等，其中与砍头有关的包括斩（戮）刑、磔刑（分裂尸体后砍头，悬首张尸示众）、枭首（砍头后高悬在木桩上示众）、弃市（在闹市中处死后将尸体暴露于街头）。其中最残忍的“具五刑”，集黥、劓、刖、笞、枭首于一身，然后剁碎弃市，涉嫌诽谤的还要断舌，真是恐怖之尤。

汉代刑法则进一步精简汰并，汉景帝并磔刑于弃市，车裂活埋等也一并取消，死刑主要剩下三种，枭首、腰斩、弃市而已。隋唐以后，五刑固定为笞、杖、徒、流、死，其中死刑又分为斩、绞、斩决、枭首、凌迟（又称寸磔、脔割）等。与西方不同，中国人非常重视尸体的完整性，所以绞刑比斩刑更客气一些，除元代有斩无绞外，各代均沿用之。凌迟，俗称“剐”，则是五代时的新发明，宋仁宗时才明文列入法典，与斩、绞并列。《宋史·刑法志》上说：“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指咽喉），当时之极法也。”凌迟有刀数之区别，最高为一百二十刀，而明代则进一步攀升到千刀以上，“千刀万剐”至此名实相符。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有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郧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另外，凌迟时每一刀的顺序也有讲究，一般把肌肉割尽后再挖取内脏，最后枭首示众。如果犯人家属肯出重金贿赂刽子手，则第一刀也可以先刺心脏，让犯人死得干净利索，然后再装模作样地慢慢割。

然而，儒家所谓“恤刑慎杀，先教后刑”的思想也并非没有发挥作用。早在汉代便有“秋冬行刑”的规定，除谋反、谋大逆等罪犯即时处死外，其他的死囚均待秋季霜降后至冬至前进行。隋唐以后，重案要案一般需中央复审复核，死罪更要多次复奏后由皇帝御笔勾决。明清两代又引入了“秋审”和“朝审”制度。每年霜降后十日，三法司同三品以上高官会审京畿附近的死囚，称为“朝审”；而每年八月中旬复审各省死刑案件则称为“秋审”，朝审和秋审之后把死刑案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祖四类，除情实类由皇帝勾决后执行死刑外，其他三类均可免除死刑。可是在酷吏横行、法外滥刑的时代，这有什么用呢？传说金圣叹临刑前曾边饮酒边大呼：“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金才子磊落慷慨自然少有人及，可是像这样的“佳话”骨子里仍散发着血腥的气息，让人听了怎么也笑不出来。

法国篇：大革命与断头台

在欧洲，砍头自然不是法国人的专利，英国人就曾经砍掉过自己国王的脑袋，至于被历代英国国王砍掉脑袋的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则难以计数，许多欧洲国家还发明了简单的砍头机器来处决犯人。但是要说真正把砍头的艺术发挥到极致的，则还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传统上，被砍头一直属于贵族的专利，而下等人则必须以各种痛苦的方式死去——“拦路强盗须在公开场所施以车轮刑；弑君者判四马分尸；制造假币者用沸水煮死；异端分子用火刑；平民小偷用绞刑”，但也有人对此表示不满。1789年12月，一个名叫约吉坦的医生，他是国民议会的议员，在国会大声疾呼应该对所有的犯人一视同仁，以人道的方式处以死刑。1790年，约吉坦与法国的头号刽子手亨利·夏尔合作，由德国的巧匠托皮亚斯·施密特动手设计了一台样机，但是没砍几个人刀刃就卷了。正当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极具手工艺天赋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出来为发明家们指点迷津。大仲马在《九三年的戏》中这样描述道：“……他（路易十六）说：‘缺陷在这里，刀刃不应该是新月形，而应该是三角形，像打草镰刀那样斜着。’然后，路易十六（他喜欢摆弄锁）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手拿蘸水笔画出了他认为应该如此的器具图形。”路易十六为他的设计洋洋得意。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仅仅九个月后，倒霉的路易十六就被他自己设计的刀片砍掉了脑袋。

据史料记载，这台被称为“国家剃刀”的断头台主框架由红漆木制成，垂直支柱高四米半，支柱间距三十七厘米，总重约六百公斤，铡刀重约四十公斤。刀片与地面底槽的落差二点二五米，下落速度约每秒七米，刀刃倾斜四十五度，砍掉一个人的脑袋只需百分之二秒，而被砍下的人头大约需要三十秒钟才完全失去知觉。出于“革命的需要”，新断头台很快得到了国会的认可，并立刻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象征。在最繁忙的时候，它一天处理三十到六十人。据说，处决二十一名吉伦特派成员只用了三十分钟，处决三十一名司税官只用了三十五分钟，处决五十四名红衫党成员只用了二十八分钟，处决十二名反革命分子只用了二十分钟……与平均每人需时至少四分钟以上的绞刑或电刑相比，断头台的效率只能用“神奇”二字来形容。

雨果曾经说过：“所有看过断头台的人，都会发出一种神秘的战栗，所有的社会问题，也都会在那锋利的板斧四周举起它们的问号。”非常奇怪的是，这种恐怖的断头台居然还成了当时巴黎的一种流行时尚，断头台造型的首饰、玩具曾风靡一时。连吉伦特派俱乐部的餐桌上也放着一个桃花心木制的小断头台，甜香酒的小瓶则制成了丹东等政敌的样子，当切掉小人的头时，躯体里便流出血红的酒来。这真是疯狂岁月里的一种病态嗜好。不过把玩这些玩具的人们，尤其是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许多领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自己最后全都和路易十六一样上了真正的断头台。

（摘自《龙门阵》）

 

 

 

    明太祖朱元璋生前有两张主要画像流传至今，但形态各异。如今这两张画像一张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张悬挂在南京明孝陵的享殿内。
　　
　　朱元璋的两张画像为何形态各异？在民间有个传说故事。相传朱元璋登基后，诏传天下丹青妙手，为自己画像。第一位被召进宫的画师，对坐在龙椅上威风凛凛的朱元璋，悉心描摹，画得惟妙惟肖，不但形似而且神似：黑黑的大脸，额头和太阳穴高高隆起，颧骨突出，宽阔的下巴要比上颚长出好几分。大鼻子，粗眉毛，一对眼晴鼓鼓的，放射出冷酷凶狠的光芒。朱元璋看后，龙颜大怒，双手将腰间的玉带直往下按，据说这是朱皇帝要杀人的习惯性动作。画师吓得魂不附体，也不知出了什么差错，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口中连声说：“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只听得朱元璋大吼一声：“来人，给我拖出去！”就这样，画师被砍掉了脑袋。
　　
　　流传至今的比较“顺眼”的朱元璋画像
　　第二位画师被召进了宫里，画得更加用心，将朱元璋的像画得惟妙惟肖，但同样被拖出去斩首了。
　　
　　和朱元璋本人比较接近的画像
　　第三位画师很聪明，他悟出了前两位画师被杀的奥秘，在描摹时只是脸型的轮廓有些像朱元璋，但却画得满脸和气，在慈祥仁爱中，又显得威严沉稳。朱元璋看后，龙颜大悦，重赏了画师，并诏谕将这幅画像摹写了许多本子，分赠给诸王和公主。
　　
　　这张朱元璋画像相貌也有些奇特
　　另据《明史》本传记载：朱元璋“姿貌雄伟，奇骨贯顶”。应说这是一副奇特古怪，长相不雅的容貌。
　　
　　《团结报》

作者：俞熙娜

   电影《火烧圆明园》中，当英军打到家门口时，清末咸丰皇帝的一句台词令很多中国人痛彻心扉，他问大臣：英吉利在哪里？

天圆地方，天朝居中。中国人的地理知识真的那么贫乏吗？

并非如此。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古代的中国人应该很早就知道“世界万国”的存在，但这并未改变他们“天朝至上，中国为大”的思想。或者说，他们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这一观点。

一幅四百年前的世界地图

日本京都藏有一幅中国明代《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幅地图上已经描绘有今天的阿拉伯、中亚、西亚及非洲部分地区。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幅地图可能是明朝人根据元代某地图描绘而成的，元代起讫为公元1271年至1368年，那就意味着大约七百多年前，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些地方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其他一些历史证据也支持葛兆光的说法：如元代有一个阿拉伯人扎马鲁丁造的地球仪，就已经三分地、七分水，经线、纬线俱全。

古代中国人观念上的偏执

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中国古代人已经了解世界万国的存在，为什么还会一直到近代仍然坚持“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认为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是世界中心，距离自己越远的地方越蛮荒？为什么这些知识不曾改变他们的思想？

葛兆光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分为三部分，一是对于世界的知识，二是对于世界的观念，三是对于世界历史知识的想象。实际知识和思想观念未必是统一的。

古代中国人对于中国是世界中心的偏执是有原因的，自汉、唐以来，周边文明一直无法对汉族文明形成根本性的冲击，这使中国人满足于对自己的自豪感。因此即使他们已经获得“万国”存在的事实也“忽略不计”。

直至佛教传入中国，才在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不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因为佛教来自印度。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在中国所谓的中心洛阳，“日下无影”的时间只有一天（现在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洛阳在北回归线以北），而印度这样的日子有很多。

这本是改变中国人的“天朝中心”观的最好时机，但这样中国人就必须要让出“文明中心”的位置。这是中国人绝对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中国强大的政治力量最终使佛教的这些观念未能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并在后世的传递中被慢慢淡化、遗忘。

利玛窦让中国人大开眼界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洋地图。这张地图曾经让利玛窦为之担心，因为他虽然把中国画在了中央，却按照中国的实际大小把她标注在地图上。这让当时的中国人吃惊：世界会是这样吗？所谓世界，不就是指中国当时的各省再加上周围一星半点的岛而已吗？

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利玛窦的“地图”，但他们没想到这已不仅是一张地图，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地图背后藏了这样一些观点：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而是圆的；中国很小，而且不是中心，可能是“四夷之一”；世界各种文明是平等的、共通的……

所谓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人曾经写了一本《中国人发现美洲》的书，论证李白曾经到过美洲。1990年前后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印加王国”等于“殷加王国”，即印第安人的祖先是殷商人被西周人打败后辗转流落至美洲，因思念殷土，见面就问“殷地安否（谐音“印第安”）？”

葛兆光认为这些“天方夜谭”虽然可笑，但也显露了中国人“天朝中央”的心态和希望重拾自信的感情。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西洋人最终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面对“万国”之存在。于是走向万国时代的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感情。事实上十五世纪让西方人引以为豪的哥伦布、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就已经让中国人很不舒服。因为中国成了“被发现者”，这与中国人历来的“天朝中心”的观念发生冲突。于是他们试图用知识的实证性来重建自信。

中国人需要多几面镜子

今天的中国人，比美国人、欧洲人都要更关心国际新闻，在葛兆光看来，某种程度上也有“天朝中心”观的遗传。

当中国人面对现代世界时，我们反观自己的镜子只有一面：西方。中国人是不是该走出自己的时代，多几面镜子？其实我们周边的很多文明都保留了从古至今对中国的不同认知，比如近邻日本，可能比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更为准确。周边不一样的文明是我们认识自我的镜子，对于周边文明和各种不同文明的研究，就能增加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与自我的认识。

（摘自《钱江晚报》）

 

 

作者：熊召政

    朱元璋虽是农民出身，但当了皇帝后，身边服侍的人也多了起来。有一位姓杜的剃头师傅，专门负责给朱元璋打理容颜，职称就叫“整容匠”。这一天，杜师傅为朱元璋修指甲。事毕之后，他把剪下的碎指甲小心翼翼用纸包好，揣进怀中。朱元璋看在眼里，问杜师傅意欲何为。杜说：“指甲出自皇上圣体，岂敢狼藉？卑职将携回家去，谨慎地珍藏起来。”朱元璋斥道：“你胆敢欺我，你为朕修了十几年的指甲，难道都珍藏起来了吗？”杜答：“回皇上，卑职全都藏起来了。”朱元璋命锦衣卫看住杜师傅，再派人到杜家去取指甲。少顷，使者从杜家捧了一个红木匣子回来，只见里面全是碎指甲。使者说：“这个指甲匣子供在佛龛上，匣前摆着香烛敬奉。”朱元璋顿时大喜，命锦衣卫把杜师傅带上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个人诚实知礼，朕很喜欢。”当下，就赏了杜师傅一个太常寺卿的官职，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机关事务局局长。剃头匠陡升为正部级高官，仅因为收藏了指甲，不要说用今人的观点，就是放在明代当世来看，也是一种令世人瞠目的“异典”。

政治是一门艺术，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似可视作政治艺术的完美表现。既然是艺术，从道理上讲就应该是高尚的，而与粗鄙无缘；是宽容的，从而拒绝暴虐。但这两点，朱元璋都做不到。

某年元宵节，朱元璋微服出行。到了南京城的聚宝门外，见街上一户人家门口悬挂一只彩灯，上面绘了一个大脚妇人，怀抱一只西瓜而坐。朱元璋站在灯下，当时脸色就变了。据他猜度，“怀”谐音“淮”，西瓜取一个“西”字，合起来就是“淮西”。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一带，统称淮西，即淮河的西边，又称淮右。他自己说“朕本淮右布衣，起于田垅”。他自己这么谦虚是可以的，但绝不允许别人说他是泥腿子出身。他觉得这盏灯笼上的画是讥刺马皇后乃“淮西的大脚妇”，不觉勃然大怒。立即命令锦衣卫将这一家九族三百余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掉，如此仍不解气，还将这条街上的所有居民，全部发配到蛮荒之地充军。

因为珍藏他的指甲，一个普普通通的剃头匠成了列藉朝班的大臣；又因为一幅灯画，几百颗人头落地。朱元璋就是这样，让他的政治一会儿成为一幕荒诞喜剧；一会儿又变成一场令人战栗的恐怖电影。

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段记述：

某日，朱元璋从言官的奏本得知，京城各大衙门政纪松懈，官员人浮于事。当天晚上，他便亲自上街寻查。走过吏部、户部、礼部等衙门，但见都有吏员值守。到了兵部门口，却是空荡荡无人值守。朱元璋让随行兵士摘下大门旁边挂着的兵部衙门的招牌，扛起走了。走不多远，一位吏员急匆匆跑过来交涉，要夺回这块招牌。锦衣卫对其呵斥，仍将招牌扛回到皇宫。

第二天，朱元璋召来兵部尚书，斥问昨夜谁在衙门当值。尚书回答说是“职方郎中及其所属吏卒”。朱元璋又问前来抢招牌的那个小吏是哪儿的，尚书回答“该吏亦属于职方司”。朱元璋当即下旨诛杀那个擅自离职不值夜班的职方司郎中。空下的职位，由那个抢招牌的小吏接任。对兵部的处罚是从此不准挂招牌。因此，从这年开始直到永乐皇帝迁都，四十多年，南京的兵部再没有署榜的招牌。朱元璋一心要给“国防部”一个耻辱，却不管这衙门的尴尬同样关乎朝廷的尊严。

中山王徐达，与朱元璋既是凤阳老乡，又是一起打天下的哥们儿。立国后分封，他列为武将第一。徐达作战有勇气，带兵有权威，布阵有谋略，但为人十分谨慎。对朱元璋这位主子，他从来都是毕恭毕敬，并不因为两人是儿时的朋友而稍微马虎。尽管这样，朱元璋仍不免时时敲打他，提醒他君臣之义。有一天，徐达自西北与鞑靼征战得胜归来，朱元璋率文武百官为他庆功。酒过三巡，朱元璋突然对徐达说：“你今天回去，就把老婆休了。”徐达听了心里一咯噔，这老婆是他的糟糠之妻，跟着一块“闹革命”，吃了多少苦头啊。老婆脾气有点倔，但夫妻相处多年，早过了磨合期，彼此相安无事，且还恩爱。徐达忖道：“不知咱老婆什么事做得不对得罪圣上？”心里头打小鼓，嘴里却不敢说，只强笑着言道：“一切全凭皇上做主。”

朱元璋对徐达的表现大为宽心，仍大包大揽地说：“你那老婆不配当中山王夫人，朕已替你物色了一个，今夜，你们就一起过。”徐达一听，惊出一身冷汗。心想：“原来他都替我找好了女人，我方才若是为糟糠之妻辩解几句，岂不惹他发怒。”他太了解朱元璋了。这个人好的时候跟你称兄道弟，一块划拳猜令闹酒，但他的表情是狗脸上摘毛——说变就变。徐达哪里知道，在他置身西北打仗期间，朱元璋曾溜达着去他府上，他老婆见当今皇上，没有表示出足够的尊敬，还把天子当作兄弟。这态度引起朱元璋的不满，于是便想着将这个女人从徐达身边赶开。于此可见，在这样一个皇上面前，只有事无巨细奉之唯谨，才有可能免招杀身之祸。

朱元璋替徐达做主休了老婆，在一般人来看这叫小题大做，或者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其实不然，在朱元璋的潜意识里，天下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只要他愿意管，就一定能管。只要他动手管，就一定管得住。

在朱元璋看来，徐达老婆在他面前这种不恭敬的态度，时间一长，难免会影响徐达。尽管你徐达军功第一，是咱们一起揭竿的弟兄，但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咱现在是皇帝，你只是个臣子，再跟咱表示亲热就等于模糊了君臣的界限，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窃以为，朱元璋替徐达休妻绝不是抽风，而是借此提醒诸大臣：要尊重他皇上的威权。

观诸史载，所有与朱元璋硬抗的官员，都没有得到好下场，但那些“老鼠”式的人物，却常常捉弄他这只“老虎”。

洪武中期，朱元璋的一个女婿欧阳都尉召了四个年轻貌美的妓女饮酒作乐。不知谁把这消息告诉了朱元璋。他龙颜大怒，立即下令逮捕那四个妓女。这几个妓女知道死劫难逃，都哭哭啼啼，大毁其貌。一位老吏凑上来出主意说：“你们四个人如果给我一千两银子，我保证你们活命。”妓女问：“我们愿意出钱，你说如何才能活命？”老吏于是献上一计。妓女们觉得这计策有些悬，但一时又无别的解救之方，只好试试。于是她们重新梳妆打扮，一个个争奇斗艳。锦衣卫将她们押到法司。朱元璋亲自审讯。四位妓女一起跪下，哀求饶命。朱元璋不想啰唆，说一句：“绑了，拖出去斩了。”四妓女站起身来，慢慢脱衣服，她们都刚沐浴过，不但脸上、身上，遍体肌肤都用了最好的香薰。外衣一脱，顿时异香扑鼻。朱元璋不觉耸了耸鼻头，这才拿眼去看四个妓女。只见她们首饰衣着备极华丽，卸去外装后更是肌肤如玉，酥胸如梨。其香、其色、其貌，都让人神魂颠倒。朱元璋愣怔了好一会儿，才叹道：“这四个小妮子可可动人，不要说朕的驸马看了动心，朕此时见了，也被她们惑住，好妮子杀了可惜，放了吧。”

老吏出的主意，就是让妓女们“以色惑主”，这一招儿奏效。朱元璋并不宽恕嫖妓的驸马爷欧阳都尉。几年后，他还是借私自与番邦进行茶马交易的由头杀掉了欧阳都尉。但他却赦免了那四个妓女。那位老吏是“资深公务员”，在衙门里见的事多，对朱元璋的心性脾气一清二楚，所以对症下药逢凶化吉。

捉弄皇帝是为大不敬。但碰到嗜杀成性的皇帝，你不捉弄他，他就会让你的脑袋搬家。一边是忠诚，一边是性命，两相比较，忠诚当然没有性命重要。

朱元璋总的说来还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但其过失与暴戾也非常明显。大凡第一代开国的帝王，多年的征战培植的杀伐之心一时很难收敛，用之于治理天下，便免不了草菅人命。

洪武初年，朱元璋路过南京城外的一座废寺，走进去看看，发觉墙壁上有一幅画，墨痕尚新，显然是刚画上去的，画面是一个布袋和尚，旁边题了一偈：

      大千世界浩茫茫，

      收拾都将一袋装。

      毕竟有收还有散，

      放宽些子又何妨。

毋庸讳言，这首偈是讥刺朱元璋行政苛严，要他放宽一些，争取做到“无为而治”。但朱元璋怎么可能有兴趣去练这种政治瑜伽呢？他觉得写偈的人是“恶毒攻击”，命人四下寻找，但四周空无一人。一气之下，朱元璋只好下令一把火烧了那座废寺。

（摘自《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