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尧和唐太宗看古代如何选用人才
近日，鄙人翻阅[b]古籍[/b]，发现古人在选用人才方面，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现选择几个小侧面略加点评，供读者茶余饭后消遣之用。!wK y no7Q l*eF g h!k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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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帝[/align] j zyk2J7eeDc ^
当年尧帝想找一个帝位继承者，四方诸侯一致推荐虞舜。尧帝为了考验他，就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从两个女儿那里来考察舜的德行。尧帝经过三年的实践考核，才正式确定用舜。(《尚书·尧典》)在古代，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例如明代少保(官名，明代中央一品大员，地位职责与“三公”相同)胡世宁，担任左都御史一职，执掌都察院事务。他考察官员喜欢私访，并亲自接触官员，他认为：“只按评语评定政绩，那往往会毁誉失真，况且评语所反映的情况也不一定真实。”(〔清〕宋宗元《正经》)
〔点评〕考察是知人善任的基础。考察准确，用人才能得当；考察失真，用人必然失误。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何闽旭劣迹斑斑，他们由小贪在升迁中变为大贪，[b]步步高[/b]升。他们的提拔不会不经过组织部门的考察，问题出在哪里呢？除了贪贿的隐蔽性，一时难以发现外，恐怕与选拔任用干部时组织考察程序上的漏洞不无关系。古人十分强调对人才“品性”的考察，例如曾国藩就主张，“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如果有关领导能深入基层，对群众有反映或者有争议的个别重要干部，不妨来一点“亲自”考察，对其“品性”有全面深刻的了解，那么，就能较好地防止用人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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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align]
唐太宗曾说：“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资治通鉴》卷194)在他看来，[b]理想[/b]的人才应是“才行俱兼”的“四善”之人，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唐太宗的堂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于居位自己之上的房玄龄、长孙无忌表示不满。唐太宗指出，评定功勋官职应该“计勋行赏”，对皇亲国戚“不可缘私”以赏。然后，他对叔父摆出房、长孙二人的才能和功勋，以及指出叔父带兵无能和临阵脱逃的情况，说得淮安王心服口服，情愿当个闲官。对于高祖时封为君王的几十个皇亲国戚，除卓有功勋者仍封为王以外，其他一律降为县公。
〔点评〕“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王充《论衡》)选才如“拔玉”，总得有个[b]标准[/b]。但光有标准还不行，还须坚持原则，择“善”而从。一方面要做到铁面无私，不徇私、不徇情，另一方面选人要坚持看“实绩”，看“功勋”，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找关系、开后门的跑官要官者，不仅不给官，还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根据为官者的工作情况和实际表现，“量能授官”，努力使能者上，庸者下，务求适人适位。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柬议》一文中写道：“大错误之造成，或大识见之显出，都在用人得当与否。”[b]古今[/b]用人的[b]成功[/b]实践证明，用人只有坚持标准和出以公心，才能有效地避免“大错误之造成”。%M fS.H4u Sbc~[ M
贞观三年(629)，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中书、门下两省，都是国家的机要部门。选择有才能的人来担当两省的官职，赋予的责任确实很大。诏令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都必须认真商议。近来发现你们曲从我的意见，顺从我的情面，唯唯诺诺，得过且过，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是什么道理？如果仅仅是签署诏令、颁行文书，这些事谁不会做？哪里还需要选择人才，委以重任呢？从现在起，凡对诏书敕命认为有不妥当的，都必须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要轻易有畏惧的想法，明知不妥却沉默不言”。(《贞观政要·政体第二》)R;b&lC O h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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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民主是个好东西。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官僚，能够从选官实践中体会出“民主监督”之意，实为难得。应该说，选用干部应广闻博取，尤其要直接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因为他们对干部的优劣和是非，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民主监督是防止用人腐败的有力武器。近几年来，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有18名在任和原任县(区)委书记因卖官买官被查处，也许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是否与民主监督程序几乎成了一种“摆设”颇有关联？很难说。$o)H[v z T[4l&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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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为政之要，务在举贤。选准用好一个人，就等于树立一面旗帜。(江泽民语)而今我们选人用人的标准和程序规定得十分明确，这是选贤任能的重要保证。如果各地在选人用人时也能像古人那样，多一分选人如择婿的责任心，多一些坚持公正无私的原则性，多一些尊重来自人民群众的民主性，我想，那种被人们一再诟病的干部“边腐边升”的咄咄怪事，也许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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