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杂识之 皇帝的家谱
菜九段菜九读《史记》成痴,也不知不觉接受了司马迁的主张,以为但凡立了大功的人,其后世或者不会默默无闻。按这个逻辑,像司马迁本人及李广家族因蒙受了不小的屈辱,其后世就没有理由不发达起来。在李广家族,自有李唐皇室自承为其后人,而司马迁的后人就无声无息。菜九对此心有不甘,决心从皇帝的家谱中找到有利于菜九痴迷的证据。本来古代正史就被后世诮为帝王之家谱嘛。或者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从司马氏皇室及李氏皇室的家谱从看出若干破绽。
先来看看司马皇室的家谱。《晋书·宣帝纪》将世系一直上溯到秦末汉初司马卬,其曰: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司马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隽,隽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 h)P8z5TPk-y%l
而在《三国志·魏志》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的传记里,仅仅说了个河内温人也。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隽字符异……父防,字建公。司马彪本人就是司马懿的侄子,他就没有把司马氏的族谱上溯到《晋书》提到的那么远。而与司马懿是同时代人的陈寿,也没提到过司马氏有如此显赫的祖先,那么,这个显赫祖先说法显然是后出的。大概司马氏后人觉得自家的皇帝之位是从曹氏手中不那么光彩地夺得,面子上不那么好看,为了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就把家谱上溯到司马卬。但比较一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在司马迁的笔下,重黎及程伯休甫都是提到的,但后者的情况就与司马皇室的说法有异,司马迁说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然后分为在卫在赵在秦的三支,司马迁本人是从在秦一支延续下来的,而司马卬这一支则是从在赵一支延续下来的。但司马皇室的家谱没说的那么详细,从其续家谱的出现距司马迁数百年时间跨度来看,多半是抄袭了司马迁的家谱。于是问题来了,其上溯到司马卬或为冒认,或为有所讳,或者兼而有之。说其冒认,是因为其没讲清楚是从司马卬以下哪一支衍生而来,因为据《汉书·高帝纪》的说法,司马卬死得不明不白,其是否有子嗣传下来就很可疑。如果有子嗣传下来,又是其哪一子,没交代,看来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不清。司马迁序家谱,自司马错而下,总能还出几个名字;而皇室的家谱,司马卬上面光秃秃,下面也是光秃秃,到了八世后才突然冒出了个司马钧,这个连司马彪都没有提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如何不言而喻。可以这样说,只有被司马迁提到的人才出现在皇室的家谱中,而司马迁没提到的人,皇室家谱也还不出来,这就摆明了是照抄太史公的家谱。H+lY0g#nqKz Lb
联想到司马迁所说的“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的说法,会不会因为司马皇族与司马迁有什么瓜葛,觉得没什么面子,有意略去这一节不说,而将家谱挂靠到司马卬那一支名下?联系到李唐皇室的作法,这种可能是有的。从司马昌到司马迁传了四代也不过百年的光景,而从司马卬传到所谓的司马钧仅仅八代就传了三百年,好象不那么谐调。司马迁有外孙杨恽,其有女儿是肯定的,没有司马迁儿子的记载,但《汉书·司马迁传》称王莽时封司马迁之后为史通子,则其族香火未息也是可以肯定的。按司马迁家族的传承速度,从司马迁往下两百年,则有传八世的可能。这样的推测可能过于大胆了,但如果两者没有一点关系,司马皇族抄司马迁的家谱干什么?总不能因为所谓的司马卬家并没有家谱传下来,就只好到司马迁那里去抄。而真要抄的话,至少前面应该抄抄对,却偏偏抄个错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家谱是刻意做出来的。所以菜九总存了这样一个念头,即司马皇室的家谱是冒认司马卬为祖先,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司马迁的后人。这个连史学大家、司马皇室后人司马光都没议过的问题可能太匪夷所思了,但至少可能对一半,即《晋书》的提法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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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怪,李唐皇室的家谱也是出自《晋书》。在《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是这样记载的: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Z9y$n0sQ5A1A9x
但《史记》所记的李氏家谱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记载可靠程度如何,写史者或出于某种造假目的而未考虑到情理的严密性,但不妨让我们这些心怀疑虑者替他们扳扳指头算计一下。司马迁记李广之先为秦将李信,即抓燕太子丹的那个人。李广本人于汉孝文帝十四年从军。在此之前,汉立国刘邦十二年减五得七年,惠帝七年,吕太后八年,至孝文帝十四年,共三十六年。李广的曾祖似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下第四代成年名将。考《史》《汉》二书,那个时期似无与西方作战的历史记载。这个曾祖仲翔的来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须知,司马迁本人与李广一家三代关系都好,他是李广或李敢的老部下,李广与其子李敢都做过郎中令,司马迁在成年前应该在宫中为郎,李陵的父亲李当户,也在宫中服役,应该与司马迁照过面。他们的家谱,应该以司马迁所说为准。至于其它人的话,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别有用心。 z;l/~gN(j\i|
那么,是不是李唐与李广没有任何关系,菜九也不这么看。菜九以为他是故意把水搅浑,以扰乱视听。因为李唐皇室已将他们的祖先上溯到老子李耳,如果李广与他毫无关系,他用不着生拉硬套这层关系,授人以柄,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太有关系,且有难言之隐。比如,他就没有说自己是李广的哪一支所传就很令人起疑。由此联想到李太白叙家世,称其隋末一支,窜入碎叶云云,故意语焉不详,原因是有难言之隐。比如有人指认李白是唐初玄武门事变死难的李建成或李元吉之后,因在李世民后人当权的时代,这个身份还是不暴露为好,所以才这么说。而李唐皇室的难言之隐,可能是与李陵有关。李陵的作战下场与《晋书》家谱中的曾祖相类。而且李广有三个儿子都有名有姓,为什么到了李唐皇室这里,就连有名有姓的记录也弃之不顾,这就奇了。司马皇室抄《史记》的家谱,连司马卬子孙的姓名也还不出来,是因为司马迁没说过,他们也不便生造。而李广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说得更明白透彻。为什么不说,大概认为不便说。如果是李椒、李敢,就没什么需要回避的,而如果是李当户,则其后为李陵,就有点不好说了。为什么不好说?原来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说,自李陵一家被汉朝廷屠灭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以为耻”。或许这个引以为耻的情形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李唐皇室发达以后,可能就不愿意提那些容易引起人们不快联想的旧事,所以就将他们奉为老祖宗李广的家谱都改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晋书》是唐太宗时由房玄龄等人主持修撰的,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了一点稿,没准就是李世民授意房氏做了手脚。早年菜九看过一篇文章说胡有九种,其中有一种称之为李陵胡。说明李陵留在汉地的家小被灭绝后,其在匈奴所繁衍之子子孙孙蔚为大观。而李陵在匈奴所娶托跋氏所生子,即北魏太武帝之祖先。当年崔浩将拓跋皇族血脉上续到李陵,被唐人刘知己斥为无稽之谈,但刘知己的说法亦不足以服众。如网友独孤如愿于200410151:52:57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称:“刘盼遂的三篇《李唐为蕃姓考》和王桐龄的《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经过一再论证,认定李氏出自拓跋族。其主要理由是:一,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唐僧人法琳曾冒丧生之险,当着李世民的面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是拓跋达阇的苗裔,自称陇西大族李氏之后,实属假冒。显然,法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敢口出狂言。”照这个说法,李唐一脉出自胡地、出自拓跋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法琳斥李氏与李广无关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毕竟拓跋氏与李陵有这样那样的牵连。-J0?)M}r6H;d*b0{.X
最后的看法是,司马皇室与李唐皇室的不实家谱都是在《晋书》中搞出来的。按说李唐不应该替司马皇室遮掩,但为什么两个明显站不住脚的家谱都留存了下来,这确实是个费解的谜。
回到菜九的初衷上来,还可以引用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李广遗裔之蕃昌》作结。其曰:“司马迁与李陵善。陵生降,堕其家声。故《史记》于其祖李广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广杀降致族灭之报。其实广之十六世孙暠,在晋,霸有秦凉。及薨,国人谥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孙相传三百年,国祚与汉相等。陵之子孙,至唐为黠斯称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广遗裔之蓖盛昌炽,远胜卫、霍。杜甫诗,李广无功缘数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后。广固无遗憾。迁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倘事情真如上文所料中,则菜九也无须抱不平矣。题外话是,司马迁一生,大概就是在李陵问题上没说老实话,他说自己与李陵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他与李家三代有如此渊源,又印象如此之好,怎么会不偏袒李陵呢。只是他的倾向在当时是允许的,就是没有想到由此得罪了皇帝。 楼主发贴辛苦!U#C Lq vW:X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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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占个好位置 生死抉择费思量#[&^8Y)u!q f4RX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pBGU ^ @
菜九段/菜九愚
可以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一估价或者离事实不远。由于有了这个明确标准,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彦就不约而同地攒足了劲为了实现不朽这一目标奋斗不息。%nv ].Ey,n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万事大吉。因为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就不断提供了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之处或者就在于,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曾经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就如为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气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们在可以生的时候选择了死,总是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e%{"J8o!?5b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人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或者有一定的帮助。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对不朽理念的进一步诠释。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对死亡的原始恐惧。据笔者可以查找到的这种恐惧的最初表述,当是出自孔夫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然而欲使名垂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传》就记载了伯夷、叔齐因相互辞让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国;又因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马迁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孔夫子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就会如许多怀有同样情操者一样湮没无闻了。所以司马迁在传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A3m lo.C*Qg#E
司马迁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说情,而使他的不朽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正是允许发生的。无论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为了张扬光大生命的价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树以达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类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贤就这样做过。当时去古未远,古代遗风的影响不容低估。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毕竟为国捐躯与张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同时受到推崇。大汉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闻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因此,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难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本身就是极具勇气的表现。他看不惯李陵败讯传来,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丑恶场面。因为此前李陵捷报传来时,正是同样一批人在大唱赞歌。同时,以他对李陵为人的了解,他认为李陵之降只是为了今后能更大地报效国家。所以,他挺身而出为李陵说公道话。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就在这时,那道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而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就极有可能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所谓的不朽事业能否为后人认可也就大成问题。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司马迁死的理由非常充分,父母先他而逝,又无兄弟之亲,对家庭看得不甚重,选择生的代价实在太大。唯一不能割舍的是,丧失使家族不朽的机会,与无法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
是生还是死。甚至于两千年后,我们都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煎熬。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家族几百年才出现的不朽机会也就永远地丧失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还是死、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理念纠缠从四面八方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令人不胜唏嘘。据此可以肯定,甚至于在这个选择做出后的全部余生,司马迁都一直受到是生还是死的无穷压榨,缠绵不解,挥之难去。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就是在这样一种肉体与精神状态下,在与不朽基本无缘的状态下,司马迁耗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太史公书》。如果没有极其坚韧的毅力、不具备极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没有超人的勇气及无与伦比的才情,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接触到的前贤事迹,使他的不朽事业有了精神支柱:“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 WU]sY|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0z!y3i4e[6O
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也被司马迁溶入了自己的作品。除了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面临生死抉择的前贤外,《史记》中还有大量的在生死关头及重大凌辱面前如何抉择的事迹。如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蔺相如敢于冒生命危险叱责秦王,却不愿意与廉颇发生冲突伤害国家元气的思考;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精神振奋,欲有所为。7K OWlWjEM9]5B&V K
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所以,司马迁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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